妇女出游在明代
随着生活的富裕，人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多了起来，一直为贵族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的游山玩水之旅，也为社会中下层所喜好，无论是城市的市民还是乡村的农民，都有能力外出游玩了，以至以他们为主流的“出游”，成为明代社会的一大景观。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妇女的出行。
进香还愿
一般来讲，明代妇女出行主要是进香还愿，所以她们将进香还愿的出行当成一桩极其神圣的大事情。《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六回所说的去泰安州烧香的素姐，就是“五鼓”时分就起来“梳洗完备，穿了一件白丝绸小褂，一件水红绫小夹袄，一件天兰绫机小绸衫，白秋罗素裙，白洒线秋罗膝裤，脊梁背着蓝丝绸汗巾包的香，头上顶着甲马，必欲骑着社里雇的长驴。”这才正式上路，而一旦上路长行，妇女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一群婆娘，豺狗阵一般，把那驴子乱窜乱跑。有时你前我后，有时你后我前。有的在驴子上抱着孩子；有的偏了鞍子坠下驴来；有的跑了头口乔声怪气的叫唤；有的走不上几里说肚腹不大调和，要下驴来寻空地屙屎；有的说身上不便，要从被套内寻布子夹屙；有的要叫孩儿吃乳，叫掌鞭来牵着缰绳；有的说麻木了腿骨，叫人从凳里与他取出脚去；有的吊了丁香，叫人沿地找寻；有的忘了梳匣，叫人回家去取，跐蹬的尘土扛夭，臊气满地。这是起身光景，已是大不堪观。
这种写法，掺透着作家对妇女“出游”的嘲讽与鄙视。可这样的描写，是掩不住平素不轻易出门的妇女极其踊跃地踏上了出游跋涉之路的事实的。
走百病
妇女进香是为了祈免灾咎，但其形成过程却需要步行来完成，这就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寄寓。北京地区妇女的这类出行可为表率，每年的正月十六日夜，成千上万的妇女都要外出“走百病”，她们往往前一人持香辟人，凡有桥处，相扶而过，《帝京景物略》称这“谓无腰腿诸疾”或“度厄”。史部尚书周用曾作诗肯定、赞扬这一出行的习俗：
都市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
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
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
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头风。
周用的诗意很明确，只有走才能去百病，要使百病在疾走即运动的过程中化入尘埃而消失，这一浪漫推想等于变相鼓吹妇女必须出行运动，以强身健体，这从社会意义上去理解，是对明代妇女的一种“解放”。但是妇女出行的另一层面的含意似乎还未被人们认识，那就是“走百病”也是妇女借出游而进行的一次服饰的展览，比美的竞赛。袁于令的《隋史遗文》极其细致地呈现了这一景象：
有衣服首饰的，妆扮出来卖俏；没有的，东央西借，要出来走桥步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婆，赵氏辛娘约了钱铺妈妈，嘻嘻哈哈，如痴似醉，郁捺不住。若是丈夫少有趑趄，阻当一句，先要变起脸嘴，骂一个头臭，到底邻舍亲眷，走来打合，原要出去一遭。也有丈夫父兄肯助兴的，还要携男挈女，跟随在后，大呼小叫，摇摆装腔，扬扬得志。
就是妇女也不同：有一种不在行的妇女，涂脂抹粉，红裙绿袄，打着偏袖，扭着屁股，努着嘴唇，眇着眼睛，趫头趫脑，惹人批点；但凡那在行的妇女，浅装淡服，不施脂粉，潇洒轻盈，不烦做作，斜行侧立，随处有天然波俏，巧言倩笑，动辄有实地风流。那种妇人，又忒煞惹人歆羡。
倘若将这一段文字与《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四回的有关描写相对比，我们得到的这个印象会更完整而生动：
西门庆家的“三个妇人，带领着一簇男女”，外出行游，宋惠莲央求陈经济“略等等”她，陈经济马上要走，惹得惠莲道：“你不等，我就是恼你一生。”“走百病”在人心中何等重要可见一斑。惠莲“换了一套绿闪红段子对衿袄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搭着头号，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子，”才出来跟着众人走。
众妇女们，“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这与《帝京景物略》所记的“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同出一辙。“白绫袄”已成妇女“走百病”时独特的服饰习俗，也可称为一场明代妇女的“时装表演秀”。这也就是《金瓶梅词话》将“走百病”称之为“走百媚儿”的原因。
赶秋坡
由于妇女以优雅的风姿，积极地参与，因而使出行游走更加高潮叠现。据《辛斋诗话》云：万历年间的北京西山戒坛四月之游，主要参与者也是妇女，以至“钿车不绝，茶棚酒肆接于路。”
《宛署杂记》则记四月八日，北京高梁桥碧霞之君庙，俗传是日神降，妇女倾城出行往乞灵祈生子，引动得西湖、玉泉、碧云、香山，游人相接。旁边有一地名秋坡，京中的伎女也纷纷競往，俗云“赶秋坡”。
这些表明明代妇女愈来愈在出行游走活动中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人们归纳出的利用各种季节形成的各种类型的行走出游中，如“扬州清明”、杭州的“西湖春”、南京的“秦淮夏”、苏州的“虎丘秋”，都活跃着妇女步履匆匆的身影。
“妇女行走出游”已和那种单纯的以登山涉水，观光揽胜的士大夫式的出行游玩有所不同，它是一种以普通的百姓平民为主体的，持续而又长久的以增强体魄、心情舒畅为主要理念的群众性的社会活动。反映了明代妇女的行走出游的方式已渐渐地成为了一种社会的共同追求。